本片是埃里克·侯麦《六个道德故事》的最后一部。弗雷德里克（贝尔纳·维尔莱 Bernard Verley饰）在经过了前五集的犹豫之后，坐卧终于跨进了婚姻的城门。此时的弗雷德里克已与妻子海伦娜（弗朗索瓦丝·韦尔莱 Françoise Verley饰）过着幸福的小资生活。弗雷德里 克在法国巴黎一家小公司上班，坐卧海伦娜则是一名工作稳定的教师。海伦娜一直期待着他们第二个孩子的出生，而弗雷德里克却不安于现状。每到下午时分，就是他幻想和其他女性缠绵的时刻，即使他并没有付诸于行动。一日，他的旧情人克洛伊（祖祖 Zouzou饰）出现了。两人以老朋友身份见面聊天，然而面对克洛伊的诱惑，弗雷德里克动心了。 由国际电影大师埃里克·侯麦执导的影片《午后之爱》，是侯麦《六个道德故事》的最后一部。《六个道德故事》是侯麦的成名作，包括《面包店的女孩》、《苏姗娜的故事》、《慕德家一夜》、《女收藏家》、《克莱尔的膝盖》和《午后之爱》，此系列作品奠定了他在世界影坛的地位。
由浩熙
回复 :塔尼雅、索尼雅、费嘉和斯切潘这四个青年，是同学也是好朋友，他们一起从中学毕业出来，都在判处着自己的前途，塔尼雅为了想混一张文凭，决定进大学，费嘉打算半工半读来继续深造。索尼雅却认为不如先去工作，斯切潘同意她的主张，可是要离开列宁格勒，因为他既不说祝愿塔尼雅，又不愿破坏费嘉的幸福，而索尼雅对他的一番心意，他也无动于衷，于是就毅然的乘上了开往诺沃西比尔斯克的列车，离开朋友们走了。塔尼雅不久就和费嘉结了婚，可是这个怀有强烈虚荣心的姑娘，丝毫也不珍惜费嘉的优良品质和对她的神情，为了满足她个人的欲望，竟又和音乐家罗申发生了不正当的交往，罗申虽然年老，但他有钱，有地位，有名望，这正是塔尼雅盼望着的东西，为了获得这些东西，对费嘉的劝阻和痛苦，她一点也不放在心上。索尼雅进炼钢厂当了化验员。由于一直念念不忘的在想着斯切潘，她宁愿离开列宁格勒这个大都市，要求组织上把她调到了那个边远的小城诺沃西比尔斯克去工作。在诺沃西比尔斯克的斯切潘，白天在炼钢厂工作，晚上在夜大学读书，他的坚强性格和不懈的努力，使他在工作上获得了成就，被提升为车间主任，并且入了党，列宁格勒的冶金学院决定邀请他去做新工作方法的报告，当塔尼雅从报纸上看到了这条消息之后，对这个本来不中意的老同学，却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在她看来是甩掉罗申另谋发展的机会到了，于是斯切潘一到列宁格勒，她就毫不放松的施展出了惯用的手段，企图把这个新对象猎取到手。可是这一次她却失败了，费嘉和斯切潘这两个好朋友，虽然为她发生了一次短暂的误会，但终于真相大白，斯切潘也从此看清了她的真面目，并因而体会到了那个长期以来专心一意热爱着他的索尼雅的感情，回到诺沃西比尔斯克之后，就和索尼雅结了婚。不幸的费嘉受了塔尼雅的刺激，生了一场严重的心脏病，但来自异地的友情和帮助，使他得到了极大的温暖，病愈之后，他也踏上了开往诺沃西比尔斯克的列车。在那里等待着费嘉的不仅是朋友，还有工作。只有塔尼雅，她想要得到一切，结果却什么也没有得到，她开始感觉了自己的孤立，这能怨谁呢？是她自己决定了自己的命运。
胡枫
回复 :简介：民国时期,有日本武士向中国武术界挑衅,打败了不少武术人士,气焰日益嚣涨,同时欺压贫民,经营不法行当,时有霍家拳掌门率子弟抗争;更有第三子元甲因身体虚弱,被父勒令弃武学文,在老夫子的帮助启发下,竟无师自通,自创迷踪拳法.最后父子二人联手击毙了众多日本武士......
回复 :简介：在世界电影史上，尤里斯·伊文思被称为纪录电影的先驱，与美国的罗伯特·弗拉哈迪、英国的约翰·格里尔逊和苏联的吉加·维尔托夫并称为四大纪录电影之父，与其他三位不同的是，伊文思的创作生涯最长，在长达6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拍摄了60余部影片，一部寻找失落青春的诗意纪录《塞纳河》曾使他获得1957年的戛纳金棕榈大奖。中国的抗战不仅掀起了中国电影人的创作热情，也吸引了国外电影大师的镜头。上世纪30年代末，多位国外记录片导演来华摄制影片，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尤里斯·伊文思。伊文思1938年在中国拍摄的《四万万人民》不仅是他电影生涯的代表作，也是他与中国维持50年的情谊的开端。从抗战开始，在不同的年代，他用自己的镜头纪录下了不同的中国。外国人来华拍纪录片的历史，最早大约可以追溯到电影诞生的那几年。1896年，卢米艾尔兄弟派出了数百名摄影师奔赴世界各地拍片，其中一些摄影师就曾来华拍片。此后，美国人、意大利人、苏联人、瑞典人都曾经把镜头对准过中国，但多是风光片及风土人情、文物考古、民居民俗的纪录，直到战争的悄然到来。1935年，在燕京大学任教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用一台十六毫米手摇摄影机拍下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场面，今天已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1938年，尤里斯·伊文思来了，这个“飞翔的荷兰人”飞到了中国，与他同行的还有我最崇拜的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在1936年，两个勇敢的人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之际，把摄影机和照相机的镜头对准了这片燃烧的土地，伊文思拍摄了广受赞誉的纪录片《西班牙土地》，而卡帕也因拍摄《共和军之死》的照片一举成名。 “纪录”拥有了出生入死的刚毅血性。从此，“什么地方燃烧，就去什么地方拍摄”被奉为摄影师的职责。西班牙内战是西方前线，而中国战场则被称为是反法西斯斗争的东方前线，从西方前线远涉到东方前线，伊文思和卡帕在中国拍摄的珍贵图像仿佛西班牙影像的回音。1938年4月初，在抵达中国不久，二人便拍摄了“台儿庄战役”，那是值得庆贺的第一场正面击溃日军的胜利，伊文思和卡帕要求上前线拍摄，最终未能拍到决战的场面，因为他们是外国人，没人敢为他们的生命承担风险，但他们还是抓住机会在台儿庄附近的小树林中拍摄了这场战斗。伊文思回忆说：“我不是一个作家，我通过画面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我一定要表达死亡对我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是拍几个尸体，而是拍摄整个一段，死亡牵连到的往往是许多人。我触到了中国，中国也触到了我，我拍了战争，拍了一个在战争中瓦解，又在战火中形成的国家，我看到了勇敢！”纪录这场战争的《四万万人民》成为了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写照，并且起到了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积极作用，这些影像成为后来中国抗战影片的重要素材。而卡帕生平最有力度的照片，就是他拍摄的遭日军空袭后的劫难场面。正如卡帕那句永远的名言：“如果你照片拍得不够好，因为你离得不够近”。1954年，卡帕在越南战场触雷身亡，如一个不参与杀戮的斗牛士般身着光彩耀目的斗牛士装束轰然倒下，而伊文思继续潜行在战火中。伊文思的冒险不是赌徒的博彩，也不是亡命徒般的轻生，而是为激情所贯注，为信仰所战斗的勇气。在中国抗日战场上，在越南抗美的丛林中，在古巴剿匪的追击中，甚至在70岁高龄，依然在战火中拍摄。这个“飞翔的荷兰人”被祖国放逐，却四次来中国，他称中国是收养他的“第二故乡”，他爱这里的人民。红色电影的开端——延安电影团伊文思在临走之前，秘密地把一台埃摩摄影机交给了一位左翼影人吴印咸，这位吴印咸后来被称为共和国摄影艺术的拓荒者。1938年秋，吴印咸和袁牧之两人带着这台摄影机和从香港购得的全套电影器材到达延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下成立了“延安电影团”。最初电影团只有6个人，有电影工作经验的仅有3个。1938年10月1日，电影团开拍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记录片《延安与八路军》。1940年袁牧之将完成的影片底片带到苏联，没想到正好苏德战争爆发，没能在苏联印出拷贝送回国内放映。进入40年代后，电影团拍摄了多部新闻短片，在根据地露天放映。
